“过去十年,中国空气质量改善带来的效益是治理成本的1.5倍甚至5-10倍,意味着我们过去做了值得的选择。未来,中国持续改善空气质量依然会带来巨大的效益。”11月29日,2022中国蓝天观察论坛举办。在会上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张世秋谈起空气质量改善带来的效益问题。
本次论坛上,主办方亚洲清洁空气中心发布了最新报告《大气中国2022:中国大气污染防治进程》及其特别篇《十年清洁空气之路,中国与世界同行》。《大气中国2022》报告显示,在全国168个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中,北京综合得分排名第一,深圳等五个城市以“双优”入榜。《大气中国2022》报告特别篇指出,对比欧美和亚洲其他典型国家的多个指标,中国已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最快的国家。
11月29日,2022中国蓝天观察论坛举办。
空气质量达标城市增至218 个,同比增加了16个城市
《大气中国2022》报告通过评估168个城市的PM2.5年均浓度和达标天数的三年滑动平均值的改善情况和政策实施情况,分别得到“成效分”和“努力分”,进而加总得到“综合评分”,并依据评分进行城市排名,得出“2022中国蓝天百强城市榜”。
在“2022中国蓝天百强城市榜”中,有5个城市在两个指数评估中都进入了级别“好”榜单,分别是北京、深圳、杭州、郑州、合肥。其中,北京摘得综合评分排名桂冠,河南省鹤壁市延续去年垫底位置,但分数高于去年。在城市空气质量改善榜上,拉萨、吕梁、肇庆荣登前三;而在城市政策措施榜上,得分追得很紧,北京、杭州、深圳位列前三。
总的来看,2021年全国空气质量达标城市数量增至218个,同比增加了16个城市;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上升至87.5%。168个重点城市的六项标准污染物更是首次实现整体年评价浓度全部达标。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中国区项目总监万薇博士认为这得益于一系列政策的出台,“进入‘十四五’,我国在‘双碳’目标引领下,推动源头治理,减少重点领域的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在结构调整和优化方面政策力度大,协同控制成效初显。”
万薇博士解读城市政策措施榜时指出,一线城市排名靠前,这些城市大多采取了领先于大部分城市的做法,比如全面的减排措施、领先的科学决策基础和治理方案等。
此外,报告显示臭氧年评价浓度自2020年首次下降以来,在2021年延续了这一趋势,在上一年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三个重点区域中,降幅最大的是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达5%;而汾渭平原成为唯一的“倒车者”,其臭氧年评价浓度出现反弹,幅度为3.1%。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贺克斌在论坛上致辞。
中国已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最快的国家
《大气中国2022》报告特别篇横向对比了全球20个国家在清洁空气与气候变化领域的进展与成绩,结果显示中国不仅成为世界上空气质量改善最快的国家,且多项排放控制标准已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据数据显示,2013-2021年,中国整体PM2.5年均浓度下降约56%,国内生产总值(GDP)保持了平均6.6%的高增长率,是发展中经济体平均增长速率的近两倍,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空气质量改善“双赢”。
不过由于当前中国PM2.5年均浓度标准限值参考的世界卫生组织(WHO)最为宽松的过渡阶段目标,即35微克/立方米,这是WHO指导值的7倍。全国开展PM2.5监测的城市年均浓度平均值已经低于标准限值要求。因此,报告也建议,应通过“提标”和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进一步保护公众健康,特别是包括老年人、儿童等易感人群。
同时,报告指出,通过能源与产业结构调整、节能增效等方式,中国在过去十年间碳排放强度下降了34.4%。
伴随经济快速发展和能源消费不断增加,中国CO2排放量持续上升,每年排放约占全球总量的1/3,超过了其他所有亚洲国家排放的总和。作为全球碳排放第一的大国,中国在谋求发展的同时也在积极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过去十年,中国碳排放强度下降了34.4%。2020年,中国提出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新能源车行业的发展尤其亮眼,是目前全球汽车新车销量和保有量最大的国家,占全球新能源乘用车市场一半的份额。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贺克斌在会上指出,目前中国正全面迈向“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新征程,任重而道远,“伴随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还会持续上升。而中国承诺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所用时间,需要付出艰苦努力,才能继续书写中国传奇。”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张世秋致辞。
如何进一步减污降碳、持续提升空气质量?
“从过去十年中国的空气质量改善行动看,空气质量改善的效益其实远远大于污染治理的成本。中国空气质量改善带来的效益是治理成本的1.5倍甚至5-10倍。”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张世秋表示,未来,中国持续改善空气质量依然会带来巨大的效益。最新研究显示,如果在2020年水平的基础上持续改善空气质量,使之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更严格的空气质量管理目标甚至是指导值,所带来的健康效益大约可占GDP的1%-4%,高于直接治理成本。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志轩从三方面对能源行业的低碳转型提出了建议,认为应加强资源能源节约、处理好增量和存量的关系以及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为了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还需要加强储能技术等方面的协调发展。
他还表示,能源的高质量发展需要煤电和可再生能源合力推动,而煤电需要兼顾低碳转型和稳定供给。当前,在严格限制新建煤电项目的同时,还要发挥好现役煤电机组的“托底保供和灵活调节”作用。
“不过,中国在控制污染过程中也并非毫无瑕疵,我认为在处理散烧煤炭和集中控制的煤炭方面,一开始应更多地把散烧煤炭作为优先项。”王志轩说。
在交通运输领域,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吴烨表示,现在不能仅依赖传统方法,比如持续加严新车标准、加严油品标准,强化用车监管等,还要加强能源结构调整,包括新能源车进入带来的交通能源低碳及货运结构调整。
吴烨还建议,一方面要研究出台更严格的新车排放标准和碳排放法规,加强在用车实际道路的排放和油耗监管,另一方面要积极推动新能源中重卡的规模化应用,从完善法规政策、加快基础设施布局、优化应用模式、建立绿色物流区等方面共同发力。
贺克斌认为,从健康经济学角度,环境污染治理所投入的成本是为了规避未来长期的损失。“今天多花一块钱治污,未来少花十块钱治病,这是美丽中国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共同追求的目标。虽然困难,但值得做。”
采写:实习生 王玮 南都记者 潘珊菊 发自北京